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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为何不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2)

2017-02-04 阅读次数: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习惯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做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到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这是因为当时整个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阿Q或者阿Q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但这个很难解决。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只能寻求多赢,而不可能一家独赢。

  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动,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中性也好,和中间道路、中间思想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情。辛亥革命很幸运,三派力量都没有足够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们坐下来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他们的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5条协议就决定了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

  第二条,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际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

  第三条,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账,所以他们特意要写上这一条。

  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秩序。

  第五条,优待清廷。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以武力逼宫,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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