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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一石二鸟计:招安孙中山刺杀康有为

2017-01-22 阅读次数:

  核心提示: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慈禧正命令李鸿章组织力量捕杀。刘学询当初回北京汇报时,显然夸下海口,说孙中山已答应受“招安”,愿为捕杀康有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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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 资料图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慈禧起用刘学询

 

  刘学询(1855~1935),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李瀚章(李鸿章兄)、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期间,刘在广州包揽闱姓(以在科举考试前对中举者姓氏下注的方式运作的赌博,有类于今日的足彩,当时在广东是“官督民办”,沉迷者众),积赀巨万(日本人内藤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访刘学询时,闻刘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也许还有刚毅,李鸿章后期亦直接参与)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一说9000)日元(当时日元币值远远高于今天),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刘学询密会孙中山,心狠手辣的慈禧为何宽大为怀?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学询、庆宽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

 

  “(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国民党官书《国父年谱》记载,密谈中,刘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孙中山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官方党史这类冠冕堂皇而味同嚼蜡的记载之可信性,稍有头脑的现代中国人自然心中有数,无待多言。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密使之近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有娱乐性的版本:“刘氏……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

 

  证之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这一版本的可信度高得多,不过刘学询的主攻目标,显然是康有为而非梁启超。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刘学询还在日本时,他与孙中山秘密会见的消息已被驻日公使李盛铎等人传回北京。当时就有御史向朝廷告发此事云:“该员等旋移寓与广东逸犯孙文同住,过从亲密,又与该犯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将此件“留中不发”,也就是收下冷藏,不公开、不讨论。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后来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也说:“荣禄曾秘命驻我国清国公使发出该使节必将失败、且欲使人相信刘学询是有罪之电报,但荣禄之秘计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庆宽等归国后,该秘计仍照行不误。荣禄等为把刘倾覆而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但时至今日,仍不奏功。”

 

  慈禧心狠手辣,对牵连“叛逆”者从来都是斩尽杀绝,何以对与“逸犯孙文”过从亲密的刘学询却宽大为怀,连最宠信的荣禄打的小报告也不理会?原因显而易见:“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刘学询的“出格”行为,事前已获得她的“懿旨”特准!

 

  李鸿章与刘学询的电报说明了什么?

 

  10月12日,上谕命刘学询发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差遣委用”,而且限定十天内必须离京赴任。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者,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以其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张之洞戊戌政变后频向慈禧表忠心,对扑灭康、梁十分积极,还热衷于“中日结盟”,与日本在华文武官员过从甚密,正计划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刘学询派往湖北,算得上“人地相宜”。

 

  到了12月19日,慈禧又颁谕旨,将刘学询发交同日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差遣委用”。之所以调动得这么快,看看李鸿章的电报往来就明白了。

 

  11月14日,李鸿章在北京“面奉谕旨:逆臣康有为已至香港……饬设法商办。”

 

  27日,李鸿章致电上海虎城:“昨面奉谕旨,令设法捕逆……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

 

  28日,刘学询电李鸿章:“孙函约尚未得覆。康仍在港……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孙回音,即先赴粤。”

 

  29日,李电刘:“孙未覆,或尚迟疑。”

 

  30日,刘电李:“逆不远飏,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同日李覆电“孙无信来,何也?”

 

  原来,此时康有为到了香港。慈禧正命令李鸿章组织力量捕杀。刘学询当初回北京汇报时,显然夸下海口,说孙中山已答应受“招安”,愿为捕杀康有为效力。所以李鸿章才对孙中山未应“约”速来十分着急。于是康有为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在香港安安稳稳地呆到1900年1月底才离开,并于2月1日到了新加坡。

 

  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在往澳门执行慈禧指派的特别任务(对付反对废黜光绪帝的经元善)后返广州,由汽船登岸之际,被保皇会所派杀手的手枪打中胸口,负伤倒地。刺客乘乱向空中抛洒银元,人群纷争抢拾,刺客乘隙逃去无踪。

 

  日本三浪人与刘学询谈判,并非李鸿章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

 

  经李鸿章派出特使(日本人写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说这个特使就是刘学询)催促并送来5000元路费,6月8日,孙中山终于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外务省档案记此三人“系受我国陆军参谋本部某将官之秘命,赴华南调查报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宫崎已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来华“考察”)。

 

  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国革命》说:“我们(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按:‘安澜号’),沿珠江驶抵广东(省城),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所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作处理。”

 

  “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

 

  “宫崎说:‘孙中山已经从日本出发,现在已到新加坡,等待我等前往复命。他可能将由该地起身偕同我们来粤。余款希望送往新加坡。’刘表示同意。”

 

  那位军官在刘等举行极度奢华的宴会时带来李的回答:“‘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慈禧)予以特赦。对于三位日本人士的尽力襄助也将一并上奏,所以,需要得到三位的照片。’宫崎答称:‘如果总督有这样的诚意,孙中山是可以尽快来粤的。因此,我们今夜立即去香港,明天就可拍照奉交李总督,然后就将启程赴新加坡。’刘学询说:‘明天定将贷款五万两送到。到时拍照的事就拜托诸位了。’”

 

  宫崎等听到答复后,庆幸任务顺利完成,立即乘炮舰离开广州,出发时间在凌晨3点钟左右。到香港以后,宫崎等相互祝贺,然后在梅屋庄吉(日本参谋本部长驻香港间谍)照相馆照了相。“午后,刘学询的儿子送来贷款五万两,他为等待明后天取回照片而在香港稍事停留。我们一行三人达到了贷款的目的,便从香港出发前往新加坡。”

 

  从内田所说的“特赦”等语,完全可以肯定谈判的主题就是“招安”。谈判“顺利”,也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尽管内田只说了己方提出的条件,但对照在此前后的种种事实(特别是李鸿章和刘学询之间的密电),已足可确定李鸿章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以康某的人头作“投名状”。

 

  在与刘学询的商谈中,宫崎是主角,但其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叙及此节时,却只字不提具体商谈内容,不过也露出一小截尾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

 

  为什么“不能明言”?显然是说出来有损光辉形象。故宫崎此语,不啻证实内田所记。东亚同文会会长(宫崎等三人均会员)近卫笃麿7月30日从柏原文太郎处听说宫崎等“有从刘学询处获取金钱暗杀康之事实”时,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何等无谋之事!”

 

  6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宫崎等离开广州的差不多同一时刻,孙中山继续乘“烟迪斯号”离香港,21日抵西贡,次日致电刘学询,内容不详。而宫崎等三人留香港数日后赴新加坡,6月29日抵达,往访时为康有为东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园,求见康有为,说是要劝其与孙中山合作。1898年10月19日康有为离香港赴日本时,宫崎寅藏陪同护卫,算得上患难之交,所以邱菽园答应尽快安排会见。不料康有为收到密报,说三人为刺客。遂拒绝会晤,派门生汤睿赠送100元。宫崎愤怒拒收,并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为绝交信。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威胁。6日早晨,内田因与宫崎、清藤意见分歧,独自离开新加坡。当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宫崎、清藤住所,发现银单27000元、现银250元、日本刀两把,认为可疑,即将二人拘捕。

 

  同日,孙中山偕英、日人士离西贡,9日抵新加坡。经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外务省与英国交涉,7月11日,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治安罪将宫崎、清藤驱逐出境5年。12日,二人与孙中山同乘日轮“佐渡丸”离开新加坡。新加坡总督瑞天咸随即亦宣布,5年内不许孙中山入境。

 

  几个浪人与刘学询谈判的动因,国民党官方党史的解释是李鸿章要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邱捷教授的论文《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指出:“孙中山当时也并无多大实力,李鸿章怎么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与孙中山‘合作’?”李吉奎教授《孙中山与日本》一书更指出:“1900年6月17日,东南互保还未订立,赵舒翘、刚毅在涿州调查义和团,团民并未大批入京,称李鸿章欲用孙中山搞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

 

  当然,即使三个浪人当时承诺缴纳“投名状”,也不等于他们真的打算言行一致。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今天已难以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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