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2)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执行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同意，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在审讯中，陈兴林承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得知了事情的由来。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一当就是9期。训练的内容除进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

　　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内应外合。熟悉这些潜伏学员的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刚刚成婚的妻子，他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对此，保安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但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感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潜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重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陈泊认为，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清楚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