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杀医”者是如何做到振振有词？(3)

　　由此不难看出，医生开始处于新型医患关系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同时带来医学重心的转移，即从之前的病情治疗转移到疾病的诊断及分析，甚至发展到研究。这一新型医患关系随着新式医院制度在中国展开而得以普及。

　　与中国传统医事制度相比，医院制度突显出规模化、集约化及专业化的优越性。医院的规模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察更多的患者，使得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据统计，嘉约翰医师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毫无疑问近代的医院制度是非常先进的，其救死扶伤的效率完胜古代医家的个体行动。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医生可以花在单个病人身上的时间不可避免的减少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出现“庸医”责任将不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座医院的集体责任了(当然主要责任依旧在医生)。但是毫无疑问，过去那种医生的名声接近生命的模式是不可能重现了。

　　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内心阴暗情绪逐渐地被释放出来。而由于网民大部分都生过病，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医生。所以人们能够理解患者的痛苦和难处，对医生的苦楚却无切身体会。加上人心习惯于无条件同情看似弱势的一方，结果过去那种“医者仁心仁术”的舆论效果也不复存在，很多时候人们会无论对错一边倒的批判医生，这让无数医生心寒的同时加剧了医患矛盾。

　　反之在美国，医疗的费用相比中国要昂贵的多得多却没有听过有什么太大的医患矛盾。(例如有太多的校园枪击，却没有听说过医院枪击)其根本在于美国的医生收入高的同时，其对患者的沟通非常好。因为每次看病都需要预约，所以时间没有中国医生这么紧张。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向医疗体系倾斜，有足够数量的医生的和支付这些医生的合理薪酬。

　　更为重要的是，医生名望的传统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一家好的医院是非常重视医生的个人履历和名声的。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美国虽然医疗费用昂贵，看病预约困难却鲜有严重医患矛盾。

　　不过这次事件，网民的风向几乎一边倒偏向了医生，可以看出中国人正在走向理性，不再是一味偏袒看似弱势的群体，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医患矛盾能够真正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