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强极一时的北魏迅速衰亡真相(3)

　　自编自演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短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昌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而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离开平城，迁居中原。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让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抱有一种藐视、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以为只要能够压制住汉人，让他们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制订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五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亲率30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这使得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惫。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站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迁都洛阳!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九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