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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童贞观”从至宝变为耻辱:处男要被鄙视(2)

2016-12-28 阅读次数:

  童贞的震荡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中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随着战败而发生动摇,贞操观念也不例外。昭和二十三年(1951年),东京地方裁判所受理一起赔偿金履行案件,原告(丈夫)仅在新婚之夜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此后被告(妻子)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原告提出的性要求。婚后两个月,原告受此困扰而无法专心工作,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遭到十万日元的用户索赔。以此为契机,原告将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包括精神损失在内共计二十万日元;被告则以“无价的童贞被原告夺去,同样遭受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为由拒绝给付赔偿金。法院最终裁决认为被告拒绝履行夫妻生活的义务,导致原告精神痛苦并影响工作,认定被告赔偿原告三万日元,同时驳回被告请求。这就是昭和时代著名的“童贞诉讼”(载『判例タイムス』昭和二十六年第十二号)。

  判决被媒体披露后,《每日新闻》评论称,在社会观念中男性失贞后完全不影响社会评价和再婚机会,而女性则不然,失去贞操的女性社会价值贬损,再婚也十分困难了。恰恰是因为这点不被法院认同,原告才有机会胜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承认失贞男女的价值差异性。

  “童贞诉讼”在形式上标榜“平等”,但从舆论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对于男女童贞问题在评价上仍然是有差异的:女性守贞近似于一种社会义务,而男性守贞则是彰显自身道德高尚的标志,是一种慈善行为。这种局面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在日本的发展而得到扭转——虽然改变的结果并不是负有守贞义务的性别角色对调,而是被社会推崇为“至宝”的童贞全面贬值。

  “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六十年代是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日本性革命几乎与美国同时展开。借用福柯的结构主义视角,作为人体的一种重要官的“性”已经彻底地与其他官能分离开来,成为权力游戏中重要的参与手段——主宰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力通过评价性观念和性行为控制人的观念和行为。权力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同理,人也能够通过性来反抗权力。性解放于是成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意识层面之外最直观的体现。

  在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农村的部分地区,家族中的男性家长会带着家里长到十几岁的男孩子去买春获得性经验,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卖春防止法》出台后,性交易违法化,性风俗得到纠正。加上女性的自我解放,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处女减少而处男增加”的错觉——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却导致了男性的焦虑:日本男性长期把持的性活动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媒体察觉到了男性内心的恐惧与不甘,关于两性问题的讨论逐渐被媒体放到台面上来。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平凡出版社面向时尚精英男性的刊物《平凡BUNCH》(『平凡パンチ』)创刊,第五期推出名为“007的分析之德比话题:二十岁的性生活”的专题(特集/007の分析?ダービーの話題/20代のSEXライフ),以男性童贞率上升为大前提,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男性积极获取性经验才是正常的。

  童贞可耻

  六十年代日本社会童贞观已然岌岌可危,而进入七十年代的童贞观更是走向了全面崩坏的阶段。

  二十年代贞操观在日本兴起之时,便带有浓重的左翼思想意味,从医学、人类进化角度推动贞操观的山本宣治、安田德太郎等人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在日本的主要宣传者,他们组织高校教师建立“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专门面向工人阶级宣讲思想;浪漫主义文学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带有浓重的左翼色彩,并与左翼在日本社会的沉浮共命运。1972年,日本连合赤军事件发生后,新左翼运动宣告失败,社会童贞观也于同年进入彻底耻辱化的新纪元。

  迎合六十年代开启的女性性解放风潮,女性半月刊《微笑》于1971年创刊。七十年代起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微笑》抓住女性对性事羞于开口又充满好奇的心里,大打色情牌,成为美容院、理发店等女性集中的地方最常见的刊物。性观念调查与性行为指导成为刊物在娱乐八卦“知音体”情感轶事、生活小窍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2年,《微笑》刊载针对男性的性观念调查,调查结果为“童贞人士给人整体感觉很差劲”(童貞は「カッコ悪い」)。童贞与贫穷、土气、丑陋甚至猥琐的形态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音乐、漫画等方式传递给公众,三上宽于1972年发行的怨歌集《ひらく夢などあるじゃなし》以及松本零士同年连载的描述鹿儿岛贫穷年轻人讨生活的漫画《男おいどん》都印证着社会对童贞男子与失败者之间的等号关系。

  女性周刊上定期出现的“童贞男子应对策略”企划的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原本期望女性通过种种技巧和手段帮助童贞男性在童贞毕业的时刻获得自信,结果反而加深了男性因性技巧缺乏而产生的自卑感。社会对于童男子的鄙视进一步加重。男性刊物的专栏文章火上浇油,将童贞与俄普狄斯恋母情结、性功能障碍甚至人生挫败感联系在一起,耻辱感从心理蔓延到身体,童贞成为失败者“可视化”的烙印,面对女性缺乏自信、土气、丑陋成为辨别童贞者指南上的常见选项。

  1982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的日本版《月刊花花公子》组织东京大学学生以及在东京读书的女大学生就童贞问题展开座谈,过了二十岁和三十岁仍没破处的人被赋予了专属描述词汇,“やらはた”与“やらみそ”,表面用具有正面意义的“坚挺”作形容词,但实际上却含有贬义,童贞人士特殊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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