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邓小平时代》里有些史实是错误的(7)

　　64.第439页，书中写到：“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1985)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这里应在“全国人大”之前加上“第五届”的字样，不然，会使读者产生混乱。

　　65.第455页，书中写到：“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第632页又写到：“(中共十四大)大会的主要发言，即江泽民所作的政治报告”。这里使用的“重要讲话”和“主要发言”应改为“报告”。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是“报告”，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另外，从中共六大至十一大，大会的报告称政治报告，从十二大开始，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不再称政治报告，而称报告。

　　66.第474页，书中写到：“1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做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据史料记载，1978年11月，应廖承志的邀请，包玉刚等人到达北京，华国锋、叶剑英会见了他。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包玉刚是1981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55页)。这里书中引用的材料有误。

　　67.第484页，书中写到：“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这里对许家屯党内职务的表述不准确，准确表述应该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

　　68.第494页，书中写到：“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1951年让刚满16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握。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书中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准确。据1953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多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69.第495页，书中写到：“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西藏)。”“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第500页写到：“据1950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全部200万人口中有15万僧人。”书中两次直接讲到西藏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数字，一次间接讲到。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总人口是105万人，1959年西藏总人口是120.62万人，1969年是148.05万人,1974年是166.12万人，到1988年末是212.31万人(《西藏人口》，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5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4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书中所述西藏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口数字是不准确的。

　　70.第503页，书中写到：“(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达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1989年初在北京举行的是班禅大师的追悼大会。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和拉萨各召开一个追悼大会。班禅大师的葬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和较复杂的程序。所以，书中使用“葬礼”的表述不准确。

　　71.第522页，书中写到：“华国锋(1980年12月)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是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辞去这一职务的。当时，中央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书中表述的时间不准确。

　　72.第535页，书中写到：“(1980年)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10天的会议结束时……”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开的，这里所筹备的会议应该是中共十二大。而且，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三次全会。

　　73.第560页，书中写到：“大会(中共十三大)还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从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中共党的组织如何设置，如何召开会议和开展活动，党的章程会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全会召开会议的次数要变动，首先会对党的章程作出修改。中共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这个规定沿用了十二大党章的表述。十二大党章是从十一大党章修改而来。十一大党章的表述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召开几次没有规定。十二大党章规定的中央全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与书中所说的“一年两次”含义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44、115、102页)

　　六、对第五部分《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74.第567—568页，书中写到：“他(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设置中，从来没有设置过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胡耀邦在1952年至1957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书中关于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说法不准确。

　　75.第584页，书中写到：“(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还在考虑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宋平既有经验，人缘也好，善于处理困难的组织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将进政治局。”书中对宋平“将进政治局”的表述有误，应该是“将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宋平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76.第591页，书中写到：“(1989年)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6月9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导人时仍是如此。”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79页)，这是规范准确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