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并未抱头大哭(2)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大都讲到周恩来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

　　1978年8月，邓颖超接见红岩纪念馆的同志，提及周恩来是不是“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时说：“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

　　为此，红岩纪念馆遵照邓颖超的指示精神，认真作了一些调查，并于1979年11月在《报纸动态》简报第209期，刊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当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刘昂看到后，感到还是与事实有些出入。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1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不到两岁时，她父亲刘文炳病故，孤儿寡母倍受刘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们母女，便叫儿子蔡和森到衡山把她们接回双峰，从此便与刘家彻底脱离了关系，一直在蔡家这个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10月，蔡畅从延安带信来，要刘昂去长沙与八路军通讯处联系。年底，刘昂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刘昂被派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身边任秘书。此后，她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昂从红岩村回到曾家岩50号，邓颖超先回房间去了。刘昂等随周恩来来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来进来了，立即上前汇报说：“附近国民党的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走出大门，向附近宪兵连走去，抗议他们扣留《新华日报》。当时，随周恩来同去的，有彭海贵、祝华，刘昂和徐冰、张晓梅随后也很快赶到了。站岗的宪兵看到来势不对，不让周恩来一行人进门。周恩来只得站在巷子里同他们理论，坚持要宪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华日报》，宪兵不肯退。后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闻讯赶来，他劝周恩来先回曾家岩50号休息，由他来交涉。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纸不退回，我决不走。”2月初的重庆，天气寒冷，周恩来只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没有戴，站在宪兵连部外的那条小巷子里，一直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经过周恩来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宪兵才被迫退回他们扣留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拿到报纸后，分给报童一部分，他自己还拿了一些。随行的同志们簇拥着周恩来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这时附近的群众争着要看《新华日报》。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他们。这时，报童们情绪激昂，“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震响山城。邓颖超当时不在场，所以她没有印象。

　　有一次刘昂见到邓颖超时，特意同她谈了关于周恩来有没有“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刘昂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报告。刘昂还说：“总理叫卖过报，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斗争艺术的高超。”邓颖超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说那天她不在场。

　　至此，周恩来是否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终于按照邓颖超的意愿搞清楚了。

　　在这前后，邓颖超发现有的同志所写的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回忆文章中，有些情节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提出应该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写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

　　实际上，董必武当时还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

　　又如，文章中对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实，说二楼住的都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安插的“内勤”。

　　事实是，二楼住的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刘瑶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三楼住的是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访重庆曾家岩时，澄清了这些史实。

　　“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

　　1977年，著名党史学家胡华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几位同志研究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并很快写出了书稿。他很想听听邓颖超对书稿的意见。经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联系，邓颖超表示愿意看看书稿。11月15日晨，她将撰稿人之一程振声叫去，讲她对书稿的意见，整整讲了一个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