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裸贷为何不会发生在中国古代？(2)

　　而表面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乐道德教化出来的、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而传统的中国人也藉此礼乐道德得以自我理解和安顿，以此作为人格修养和自我人格完美的途径。但实际上，这一教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权力自上而下的统治，不断将这种统治内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的道德是建立在等级结构基础之上的权力外化形式，对道德信守依靠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在力量，上自国家政权、各级官僚机构，下自乡、村的族长和地方豪强，掌握着道德标准的设定、道德行为的评判、嘉奖与惩罚。道德的约束力量很少来自个体的理性反思和自我理解，而是来自于各级社会权力的外在强制。而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交往形式造成了一个监督无所不在的“熟人社会”，这就为遵守他律式的道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于是在这样一个遵守他律式的道德的“熟人社会”中，性一旦在道德中被打上禁忌和负面的符号，在传统社会中就自然成为了熟人之间相互监督的目标。打破这种禁忌则是要冒着被周边整个社会否定的危险。因此，除非在天下大乱的乱世，传统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裸贷”这种安然将性与金钱直接挂钩行为的——除了妓女，这种在传统社会的道德中自动被打为“低贱者”的群体正是用性换取金钱，而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付出惨重代价者。

　　不过从清末开始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将人拘束在土地上的“传统模式”慢慢地消失了。发达的现代社会交往则将人们从特定的、相互熟识的时空场域中解放出来而置于一个不限定的、相互隔绝、相互陌生的个体化时空场域中，人们往往处于或游离于外在监督的范围之外，其违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逃避传统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惩罚。他律式的传统道德难以发挥其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于世界的交流，大量现代思想涌入，对传统中国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冲击。各种未经风俗习惯、乡规民约，或是奠基于某种宗教观念(如岛礁、佛教)或形而上学理论——传统道德信念都在现代主体的理性反思面前被彻底颠覆了。在这个过程中，“性”也逐渐从禁忌、负面恢复其本身正常的面目。

　　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再也无法大规模地发挥协调人际关系以及凝聚、整合社会力量的作用了，而是被改造为只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主观信仰和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