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主20年：叶利钦花120亿收买军队镇压议会(3)

　　就任总书记的当年，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趋势，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加速国家社会性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但是，如此经济“加速”发展两年，其数据显示，苏联经济反而停滞更趋严重。政治强人叶利钦在莫斯科完成不了计划，而导致他与苏共中央冲突，即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理解苏联经济这种越加速越后退?这得重新认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简单讲，苏联的现代化之道是选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在苏联早期的电气化，新的煤矿开采，大坝、铁路、钢铁厂、重工业中心等建设上，是极其匹配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早期的重化工业，以追求经济数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过渡到经济内涵集约性增长方式上，却再也力不从心。所以，越是“加速”，受体制约束，越可能经济增幅减缓。当石油价格下降，出口难以获益之时，这种经济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初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会相对疑惑，戈氏对政治变革的热情，远远大于经济改革。与提出经济“加速”同时，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他记录说，第一次提出“公开性”时，“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思想家”与“左膀右臂”都支持他把这次提出公开性的讲话予以“公开”，苏联电视转播了他这次讲话的录像。即使后来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仍不免得意：“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

　　与这种得意相比，在回忆录里，关于经济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位党务出身的官僚，只知政治，不懂经济?这令人疑惑。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苏联，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尝试着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重建经济，英国研究者卡瑟琳·丹克斯分析：“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碾得粉碎。对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而言，这一教训明显：对经济失去控制，会使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使苏联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得改革也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逻辑里，真实的境况是：在苏联，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那么，反过来，解决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亦将由此解套。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如此路径，非居苏共总书记之高位，难有此思考，更不可能有此决心。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作为非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基本判断是：要同时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甚至是只要实现前面两个要素的平衡(不带有其他附加条件)，这在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现场，在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传统里，尤其苏联要维系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集团这一现实，他有更多的选择吗?至少当时，在政治改革主导模式下，对应于苏联的国际关系调整，看上去收益匪浅。传统由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华约组织缔结紧密关系，经济关系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统一。其运行方式：苏联以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这一组织的成员提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国家把它们质量最好的商品出口到西方以获取外汇，而把质量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这当然对苏联经济是巨大的消耗，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一格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摆脱苏联控制而获独立，苏联也因此摆脱政治与经济的两重约束，可以专心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解套之策。

　　这当然让戈尔巴乔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是，戈尔巴乔夫此举解开的只是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之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亦如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于苏联的关系;社会主义集团既然可以解体，循此逻辑，苏联为什么不可以解体呢?这就是潜在的危险。

　　任何制度变迁都有成本，只是苏联变革的成本之昂出乎设计者预料。

　　政治变革与叶利钦的机会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这是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的核心原则。可是，党语言的正确性，传播的结果却是模糊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理解这三项原则，皆非易事。或许我们需要回归历史进程思考，苏联政治改革由何处破题?

　　细看戈尔巴乔夫逻辑，他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最初对苏联共产党控制模式的理解：“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他选择破题的关键点。戈尔巴乔夫论述他的政治改革：“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种国家控制权力的转移，戈氏当然明白，“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

　　简单讲，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路径，是将国家控制权力由苏联共产党，转移到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对应西方概念，则为“议会”。所谓制度变迁，实则是权力来源以及发生方式的改变，最终它将再造权力中心，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这个目标为“民主化”的制度变革。戈尔巴乔夫后来颇为诗意地描述这一过程：“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从理念到具体的操作，按照戈氏逻辑，政治变革微观层面的变革，宪法规定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的“人民代表”，则将需要“民主”选出。

　　政治永远不是静态的逻辑论述与结构安排，它是制度之下，各个强悍的个体，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竞争而出的一个结果。“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给虽则是正部级，也是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实则为冷板凳的叶利钦带来了“政治机会”。他渴望在戈尔巴乔夫新设计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里重新获得权力。即使简单梳理苏联历史，这也是巨大变化。被苏共总书记罢黜的政治废人，此际有了另外一条获权路径——由选民以及选票授权。

　　研读苏联制度变迁，偶尔不免感叹，叶利钦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而有政治生命的新机会;从结果上看，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却造就了最终打败他的政治对手叶利钦。单以冷酷的政治逻辑论，这甚至值得赞美;但回到当事人的情感状态呢?确实命运弄人。

　　叶利钦会毫无犹豫投身“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在自传里坦陈了他的迟疑。首先他已销声匿迹近一年，还会被认可吗?其次，如果他果真当选人民代表，按照规定，他将不能再担任部长职务。“情况再好，我也只能做一名无业的人民代表。据我所知，没有哪个部长愿意放弃自己的交椅。人民代表很多，而其中的部长却寥寥无几。”——政治当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不过，叶利钦选择了参选。

　　对于像叶利钦这样由建筑工地出身的政治强人而言，政治的战术选择才是他的强项。他决定选择莫斯科作为他的征场，虽则他曾任莫斯科第一书记，但这并不能担保选民将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他。他回到了家乡，曾在这里当过9年半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我告诉老乡们，不管怎样我也应当在莫斯科开展我的竞选斗争。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理解了我。当然他们也说，如果万一(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的竞选遭到失败，先不要着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将会设法在这个选举日使所有的竞选人都落选，好让我有机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取胜，参加第二轮选举。”——叶利钦安排好了自己获胜的另外途径。

　　就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看，参加“人民代表”竞选是一个决定性转折，在他第一本自传里，将参加竞选的三个月作为叙述结构，极其充分地描述了他的政见和竞选行动。

　　作为苏联政府的一位部长，在人民代表竞选期间，叶利钦选择去区门诊部看病。“自脱离克格勃第4局关照后，我就自己照料自己了。我还记得办理挂号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记下我的住址、年龄、工作单位什么的。当问到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是部长。她听后，手中的笔差点没掉下来，然后嘟囔着：‘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一个活着的部长到我们这个区门诊部来挂号。’”叶利钦走出门诊部，电视记者已经候在门外了。而且记者还要求叶利钦再重走一遍从外面进入门诊部的过程，好让他们可以补拍到这个镜头。

　　媒体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最直接的受益人，人民代表选举之际，塑造政治英雄尤其是政治反对者，是大众传播的本能需求。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变化，叶利钦迅速找到了在大众传播通道里成为政治明星的道路。

　　大众传播比单向度宣传式的组织传播逻辑复杂。部长候选人叶利钦“亲自”去区门诊看病，这是结构松动时苏联传播极广的新闻，它也成为竞选人电视辩论里的论题来源。主持人拿出一个群众的提问纸条：为什么您总是在群众中做工作?即便您只是去一下门诊部看病，后面为什么也跟着一帮记者和拍录像的……

　　即使是事后的回忆，叶利钦仍然对这位主持人的提问愤怒不已，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在作秀，而将此事认定为“组织的人”对他的打压。所幸，这个故事有一个极有趣的结果。那个拍摄他去门诊部看病的摄制组，后来又去专门找到这个问题的提问人，叶利钦记录：“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但这个人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没有提过任何问题，而且，对什么门诊部的事也一无所知。总之，这个人仅仅请求转告：让叶利钦放心，我会投他一票的。伙伴们将这一切都摄进了录像带，并赠送给我。”

　　如此结果，似乎证明了叶利钦被“组织的人”迫害的“事实”，但同样，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叶利钦作为政治反对者的角色身份。结果没有意外，叶利钦以89.6%的高票当选人民代表。

　　稍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有了最后一次可能合作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找到叶利钦，会谈近一个小时，叶利钦记录：“我们交谈愈多，我们之间互不理解的壁垒就变得愈厚。戈尔巴乔夫降低调子，减小了压力问我今后的计划，问我准备干什么，打算投身到未来的哪类工作中去。我马上回答：大会将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这个回答，他仍然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保证……”很显然，一如曾经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罗波夫那样的政治结盟，在他与叶利钦之间，机会不复存在。

　　当选了人民代表，叶利钦辞去了部长之职。“大会将决定一切”，决定什么呢?简单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每年一度的集会而已，而由它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才是权力中心。没有部长职位的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是第一步，如果不能进入最高苏维埃，他仍将一事无成，没有任何政治空间。在最高苏维埃选举前，戈尔巴乔夫伸出了橄榄枝，而叶利钦拒绝了。

　　命运再次跌宕，叶利钦落选最高苏维埃。还是一个政治废人。

　　权力中心：再造或真空

　　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综合来看，宛如过山车，从莫斯科第一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仕途顶点，迅速滑向苏联建委第一副主席的低点;而未能进入最高苏维埃，又失去部长职位，仅仅只是一个“人民代表”，到达政治轨道的最低点。果真，“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两次深度探底，一般研究者描述：叶利钦的心脏病由此而来。

　　只是，意外才是政治活动的常态。

　　已经当选最高苏维埃成员的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向大会表示，他将放弃这一资格;而且，他要将这一资格转让给叶利钦。绝路逢生，莫过于此。已经探底的“叶利钦列车”，迅速反弹。稍后，他不仅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还进入了苏维埃主席团。

　　此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获得挑战戈尔巴乔夫的资格与资源了吗?

　　戈尔巴乔夫将国家权力中心由苏共转移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可以与西方的“议会”同义，按戈氏的解释是一条民主化的进程。在制度变迁里，作为一种目标的民主制度当然是一个闪亮的字眼，但是，制度变迁却远比想象复杂。苏共失权，结果是迅速完成权力中心再造，还是形成权力真空，未必可以轻易结论。这才是观察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演变的关键所在。

　　看起来，这种权力转移，戈尔巴乔夫胸有成竹，行动起来有条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