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与中共高层秘密会晤(2)

 

　　原来，红军东征山西后，阎锡山一面增派援军，一面急电南京，请蒋介石速令张学良乘机进攻陕北，切断红军后援，以便夹击红军。蒋收到阎的电报后，电令张学良火速来南京商议。蒋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张学良，向他介绍了红军东征山西的情况，命令东北军切断红军后方，封锁黄河渡口。张学良表示：我马上赶回西安，亲赴洛川前线动员广大官兵，布置进攻。实际上，这只是为赴洛川密晤李克农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以防蒋起疑心。

 

　　此时在陕北洛川，李克农正按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提出3项谈判条件：1.红军与67军就地停火，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苏区与白区的通商;3.允许红军到白区采购物资，67军负有保护之责。

 

　　早有准备的王以哲也提出了3项条件：1.67军与红军各守原防;2.允许67军到苏区购买粮食、食盐、柴草、牛羊等物资，红军有动员民众支持和负保护之责;3.红军保证肤施—甘泉—鄜县—洛川一线公路交通之安全，保证不袭击、破坏67军交通线。

 

　　双方均有谈判诚意，28日即达成了三条协定草案。李克农立即电告正在山西石楼前线的中央。很快，中央复电李克农，在双方三条协定草案基础上，补充为更为完善的五条协定。李克农又与王以哲、赵镇藩切磋，王以哲表示满意。王以哲提议：为了预防万一，不留下把柄，这个协定暂不形成文字，而是以口头协定的形式通令双方于3月5日同时执行。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当晚由王以哲、赵镇藩陪同，与李克农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谈判一开始，张学良就诚恳地表示：“李先生和王军长的会谈，以及达成的协议，我完全同意。我拜读贵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先生写的《告东北军将士书》，完全赞成贵党、贵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我对贵党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有不同见解，望李先生赐教。”

 

　　李克农回答：“很简单，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这是全国民意，而蒋介石拼命反对抗日，与民意背道而驰……卖国得荣，爱国有罪，我们怎么能与虎谋皮呢?”

 

　　张学良摇了摇头说：“我不能赞成贵军的意见。蒋委员长从没说过不抵抗，但他主张先安内后抗日，我认为应当争取他，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口号取代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尽管在这个问题有所争论，甚至一度争执得还很激烈，但会谈的整体气氛是友好的。张学良说：“贵党关于抗日的设想，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有一事请教，贵军为何挥师东征呢?”

 

　　李克农爽快地答道：“东征抗日，是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宣告：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长我中华民族的志气。”

 

　　“你们进入山西，一定会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有力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此次蒋介石召我去南京，也是强令我进攻苏区，我假装答应。宁夏地区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的国际路线毗连，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为什么贵军不去宁夏?”张学良疑惑地问。

 

　　“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同时，到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李克农诚恳地说。

 

　　张学良表示赞同，想了一会儿，问道：“红军与东北军如何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联系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呢?看来，目前国际上只有苏联是支持我们抗日的。”

 

　　李克农说：“在国际上只有苏联坚决支持我们抗日，我们应当寻求苏联的援助。陕西地方靠近苏联，也比较方便。听说新疆的盛世才是你的同乡，可以首先联合盛世才，打通陕西—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路线，待时机成熟，再打通陕北—绥远—外蒙—苏联的路线，你看怎么样?”

 

　　“盛世才与我关系很好，我负责做通他的工作，贵党也要尽快与苏联联系，以便早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张学良兴奋地说。

 

　　会谈在坦率、诚恳的气氛中进行。最后，张学良提议：“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贵党可否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我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贵方决定。”

 

　　李克农答应将张学良的请求报告给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李克农一行快马加鞭，直奔山西石楼，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时的李克农，如释重负。他感到轻松，感到兴奋——他为数月来的辛勤工作终于有了初步成果而轻松。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剿共”副总司令，居然与共产党的联络局局长成为情投意合的知心朋友;他自认为对苏区固若金汤的封锁线，居然被李克农巧妙地撕破了;他更不会想到，10个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序幕，正是由这位共产党人在洛川悄悄拉开的。

 

　　对于两次洛川之行，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赞：“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周恩来一行雨夜秘密进延安】

 

　　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这是东征红军司令部，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在这里，周恩来和博古也刚从瓦窑堡赶到这里不久。

 

　　李克农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他在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的经过，并向中央转告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他会谈，商定大计。”毛泽东幽默地说：“看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张学良，是嫌我们克农同志的官小啊!”

 

　　“……克农同志的洛川会谈已为这种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我主张尽快实现与张学良的再次会谈。”周恩来果断地说。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起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博古是回瓦窑堡负责陕北苏区后方工作事宜的;邓发是到西安，经新疆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情况的;王世英则是转道西安到华北去指导北方局工作的。

 

　　在路途中，周恩来、李克农和王世英共同分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李克农首先提出：“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反蒋’，张学良坚决不同意，我们此次去再谈，在这个问题上估计还要引起争论，我们能否考虑一个折中的办法?”

 

　　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王世英说：“自去年11月亲日派的首脑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治疗后，蒋介石和亲英美派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优势。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的谈判态度也十分强硬，这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从目前来看，蒋似乎也确有一些抗日的迹象。”

 

　　李克农也说：“在与张学良谈判中，他谈到蒋近几个月来对日本态度强硬，同时对部下讲了许多抵抗日本的训话，并加紧构筑一些国防工事。现在看来，与我们掌握的情报基本吻合。可见蒋也不是不能抗日的，但必须以停止反共为前提。张学良提出应从各方面做蒋介石的工作，我认为，如果多方联络，全国各界都做他的工作，逼蒋抗日，会是什么结果呢?”

 

　　“对!逼蒋抗日。这倒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张学良一定会接受。在与他的谈判中，我们可以再与他商议。至于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关系到党的整个方针、策略，是一个原则问题。待我们考虑成熟后再向中央正式提出。”周恩来说。

 

　　李克农认真地说：“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解决了，估计与张学良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抗日联军问题容易解决……可是国防政府却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关于苏维埃制度，上次中央在给李克农赴洛川谈判的指示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原则上不让步，不放弃苏维埃制度。但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间毕竟有重大差别。这不仅仅是政府名称上的差异，而且是政府组织基础、机构，人员安排等方面的重大差异。

 

　　周恩来也判断：“这个问题可能成为此次与张学良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有关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来制定具体的方案。我们不妨先针对张学良的态度设计几套方案。”

 

　　28日，李克农致电王以哲和正在洛川的张学良，告知中共方面已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正在赴延安途中，可望30日前到达，请张学良和王以哲确定谈判具体时间。王以哲立即回电李克农和周恩来：张学良因患喉疾，需要调治，谈判推迟到4月上旬。具体日期，要看医治情况而定，但保证3日内复电商定。

 

　　李克农收到电报，顿感疑惑。原来商定的要在3月底谈判，现在怎么能推迟?张学良恰逢此时患病，仅仅是巧合?会不会是张学良另有打算?或者……

 

　　张学良突患喉疾，实属巧合，并非推诿之辞。张学良虽系北方人，但对干燥的西北气候，也很难适应。春天是黄土高原最干燥的季节，也是各种疾病多发季节。自从与李克农洛川会谈后，张学良心情异常兴奋，他以“剿共督师”为名，频频到前线各军、师训话，四处奔波，患了严重的喉痛，声音嘶哑。

 

　　周恩来与李克农商议，决定先回瓦窑堡等候，并将这个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届时，东北军将派人秘密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

 

　　4月8日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风尘仆仆地到达延安东北的川口村。他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开始变阴，等到达川口附近，天已下起大雨。

 

　　风雨交加，他们的电台与张学良的电台联系不上。李克农被迫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央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络，直到9日上午才联系上。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129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均换上了便衣。周恩来穿黑色中山装，李克农着灰布衣衫。临行时，为了保证安全，李克农命令：戴镜元带着电台人员留守川口，密切关注延安动态，警卫排封锁延安东郊机场，在他们没有回来前，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了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张学良：“为了抗日，我愿捐献出家产”】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除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外，还有王以哲和张学良刚刚结识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

 

　　开始，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到了国家的前途问题。周问：“张将军，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坦率地说：“周先生，我看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所以竭诚拥戴蒋介石做领袖，心想先统一再抗日，中国一定有救，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我认为我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也直爽地说：“张将军要是真想抗日救国的话，就一定要实现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打内战，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让人民遭殃，让日本帝国主义喜欢……”

 

　　听了周恩来这一番析理入微的话，张学良连连点头称许。张接着又问：“假如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呢?”

 

　　周恩来已听李克农汇报过这个问题，并且专门商讨过对付张学良提问的办法，就真诚而虚心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一听张将军的意见。”

 

　　“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争得面红耳赤，意见也未能达到一致。”张学良说着，望了望李克农。李克农笑着点了点头，幽默地说：“这次我们还可以再争一争嘛。”

 

　　张学良沉思片刻，郑重地说：“蒋介石实际上还统治着全国，掌握着南京政府的一切大权，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和主要军事力量在他手里，而且财政、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据我的接触和观察，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抗日的决心的。我们正想增大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所掌握的这一股力量排除呢?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说：“张将军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已与克农专门商议过此事。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目下……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耐心地听着，没有愠怒的神色，大大出乎李克农的意料。

 

　　上次李克农称蒋介石为“卖国贼”，张学良便面有怒色，与自己争辩。此时，周恩来激动骂蒋，张学良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周恩来接着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嘛。”

 

　　张学良毫不掩饰地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所知，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的这番话，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大革命胜利果实、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等累累罪行。张学良也激动起来。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道：“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我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愿意把张将军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决定。”

 

　　看到周恩来和李克农这样重视自己的意见，张学良非常兴奋：“今后采取内外夹逼的办法，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会谈在坦诚、热烈的气氛中进行。门外，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孙铭九负责警卫，任何人不准靠近这座教堂。中间休息时，送来了夜宵(面条)，也是由孙铭九亲自从门缝中递进，王以哲在门边接进，连孙铭九也不得进入会谈的房间。

 

　　双方在会谈中确定，停止内战，不分红白一致抗日。当谈到抗日准备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了加强部队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的重要性，提出将这一项列入正式协议。张学良深受启发，表示十分赞成。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后发展为“抗大”)，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即后来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共产党和红军愿意提供办学办法。

 

　　周恩来还提出抗日的物资贮备问题，特别强调：“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的贮备，是非常重要的，缺乏这两种物资，会使部队在将来的长期抗战中遇到极大的困难，现在红军特别关注这两个问题，东北军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李克农也补充说：“我们目前十分缺乏通讯器材和医药品，所以曾派大批同志到西安、上海采购。张将军要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提早准备，红军需要的大批这类物资，也请张将军帮助采购。”

 

　　张学良笑着说：“没有问题。我已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西安，可供我们双方共用，不用发愁，由我负责。”接着又说道：“我个人还有一笔私人存款，数目相当可观，必要时我愿意拿出来作抗日公费。”

 

　　李克农诙谐地说：“抗日合作尚未实现，便先‘共’了你的产，你不会骂我们吧!”张学良坚定地说：“为了抗日，我愿捐献出我的家产。”

 

　　关于红军集中河北问题，张学良答应予以赞助，并表示：“如果红军集中通过他的防地，一概不加阻挠，通行无阻，并命令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接应;如果通过胡宗南等中央军防区，可由我出面斡旋。”周恩来、李克农表示感谢。

 

　　由于红军渡河东征到了山西，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出兵进占陕甘苏区，以骚扰红军后方，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蒋介石已多次命令我进攻苏区，用以牵制你们，我都借口推诿。但这样一来，恐怕会引起他对我的怀疑，暴露我们间的秘密停战关系。”周恩来与李克农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我们理解张将军和东北军的处境。在张将军没有公开表明抗日以前，红军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短时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张学良和王以哲当即表示同意。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是原来周恩来和李克农料想的谈判中的棘手问题。然而出人意料，当周恩来提出此问题时，张学良表示同意红军的主张，认为组织抗日联军是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并说：“我愿意尽力向蒋介石提出来，促成实现。”对于《八一宣言》中所提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他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这个问题很顺利地达成了共识。

 

　　在会谈中，张学良提议：“请红军派重要代表常驻东北军，以便互通情报，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大问题。”周恩来表示回去后便选派代表。

 

　　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拿出2万银元，说是个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接着又送给周恩来、李克农20万法币，以作抗日军费。

 

　　临别，张学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大盒子，说道：“我还要送给你们一份贵重的礼物。”周恩来打开一看，是一套《申报》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李克农高兴地说：“这可真是宝贝，对我军指挥打仗太重要了，非常感谢张将军的盛意。”张学良和周恩来“共誓永不毁约”，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延安会谈，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张曾感慨地对王以哲等部下说：“周恩来先生眼光远大，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反蒋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的英名，已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