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西安事变：不能感情用事杀蒋介石(2)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21日，毛泽东电报告我党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时，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之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到达西安。第二天，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说，十年没见，您苍老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周恩来说，只要您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不但我周恩来听你的，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同时，十分诚恳地告诫蒋介石：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定，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返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道离开西安时，急忙驱车赶往机场，而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次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随即囚禁了张学良，并发表了一个重申同意已达成的协定的“声明”。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2月28日，毛泽东在保安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应立即走上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道路。当天，在谈到蒋介石囚禁了张学良时，毛泽东十分恼怒地对周恩来说：“这个蒋介石，他不会放张将军再回来了!”周恩来也叹惜道：“张将军执意要陪同蒋介石去南京，以向国人表示其一片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白白断送了自己……”“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毛泽东坐在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地的一间窑洞里吸烟不止，“谅他蒋介石也不敢加害张将军，只是东北军将群龙无首，日后将难以聚集对敌了。”周恩来说“张将军临行前，将东北军的事务托付给了杨虎城将军。”接着说，“我想十七路军会很好团结东北军的。”“十七路军也将自身难保。”毛泽东分析说，“如果张学良不走，和杨将军相为肘腋，协同作战，则东北、西北两军都可保全;如今这一走，杨虎城失去了臂膀，东北军也不好统领呢……”

　　“为今之计，我们该怎样对西北军讲呢?”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总要支持西北军……目前还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毛泽东说，“为今之计，先要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确立了，各路军兵都会有出路的。”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见解……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他说：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毛泽东之路》，第10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