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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族群矛盾酿就太平天国运动(2)

2016-12-01 阅读次数:

 

  贵县,一个敏感的地方

 

  “来土之争”的爆发地,是广西贵县。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阴历八月,广西贵县东北一个叫大墟的客家村子,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件偶然的小事,最终成为席卷数百村寨、波及数万户来土村民的大械斗导火索。

 

  原来在大墟有一户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生逢乱世,却仍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实在令人羡慕。可这位温财主,人阔心思就活,想纳一房妾,纳妾也就罢了,偏偏又看中了邻村一个“土人”家的姑娘。心痒痒的他也顾不得多思忖,便备上厚礼,跑到姑娘家提亲。

 

  这户“土人”家境贫寒,正所谓人穷志短,便顾不得什么“来土”,笑纳了彩礼,将婚事应允下来。可千不该万不该,这家户主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一户“土人”做老婆,未来婆家一听就恼了,纠集宗族上门讲理,逼迫那姑娘家退亲。

 

  可姑娘家早把温家的彩礼花掉大半,跑到大墟一说,温亚玉也不干了:退亲倒不是不可以,可总得把彩礼还回来吧!

 

  “土人”仗着是地头蛇,人多势众,咬定了婚要退,钱不还;温家也不甘示弱,召集“来人”同族,死守着“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的“谈判底线”。原本双方都有错的一件小事,只消各让一步便能化解,偏两路冤家为了面子、利益一步也不让,不但不让还各自去本族拉帮手、找救兵,最终,亲家没做成,八月廿八日,大械斗爆发了。

 

  一般来说,械斗爆发前总有个“见官”的过渡期,双方都会找官府评理,如果官府能认识到问题严重,善加调解,秉公处置,事情未必没有缓和的余地。偏偏贵县也好,浔州府也罢,对两族的纠纷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据说还有些地方官暗示“谁拳头大谁有理”,这下还能打不起来?

 

  地方官缘何不愿多事?

 

  原来清代对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区内出了乱子,死了人,地方官都会背很重的处分,因此各级文武官员都不愿多事,而是敷衍蒙混,得过且过,据说当时因为遍地盗匪,许多军官死于非命,提督闵正凤怕担责任,就把战死的军官都报“病故”,广西巡抚郑祖琛更是有“惟务粉饰”的“美名”,曾郑重告诫属下官吏,不要没事向上级报告“匪情”自讨没趣。上行下效,府县的芝麻绿豆官当然也懒得管来土争斗的事—何况这事管起来还那么麻烦。

 

  除此之外,地方官还有另一层考虑。

 

  尽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们大多稍稍偏向“土人”,这是因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来人”和外省联系密切,当时横行桂中、桂东南的“会匪”、“艇匪”等水陆反清武装,大多来自广东,且和当地客家沾亲带故,在他们看来,虽然来土两族都有闹“堂匪”(天地会)的,但“来人”显然危险得多(广东来的“广马”战斗力远胜本土的“土马”),如今来土双方对峙,“土人”数倍于“来人”,如果放任械斗,胜负一望而知,岂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钱和气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且剽悍好斗,械斗一爆发,大墟附近的许多客家村寨就一齐上阵,并纠合同源的“广马”助战,一时把“土人”杀得措手不及。

 

  然而战争是讲究持续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援兵虽然来得慢,但人数却多得多,且同样召集“土匪”、“股匪”(估计是“土马”等)助战,一个多月之后,便抢到了绝对上风,许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杀,躲过杀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抛弃家园,仓皇逃命。

 

  为了根绝后患,“土人”毫不客气地到处放火,将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烧成一片白地,好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再也无法跟自己争土地。

 

  这些战败的“来人”成群结队逃往桂平方向,投入了正在招兵买马“团方”的紫荆山上帝会阵中,这是1850年阴历十月初三的事,此时金田起义的第一场大战—平南花洲山人村之战,已经打完两天了。

 

  广东天地会骨干入桂

 

  前面说到,来土之争中,“来人”和“土人”各拉“外援”,最初都想依靠官府,继而不约而同乞灵于天地会。

 

  广东向来是天地会活动的中心地带,而广西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几乎没有大宗天地会活动的记载。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广东大规模“惩办洋匪”(借查走私为由强化海禁),许多广东天地会骨干分从水、陆两路进入广西,散布在西江、浔江流域的广阔地区。鸦片战争中,清朝大量招募兵勇、水手布防广东各地,战后又大批裁撤,因战后广东经济凋敝,这些人谋生艰难,就成批加入天地会(兵勇、水手中本就有天地会秘密堂口,他们当中许多人早就是天地会众),靠打家劫舍为生。

 

  道光廿六年(1836年),广东天地会中的“艇匪”首先动起了入桂的念头,他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熟悉往来两广的水路,知道广西虽不如广东富庶,但商旅往来也很频繁,谋生不难。不但如此,广东清军有规模不小的正规水军,而广西则只靠地方团练维持水面治安,对于“艇匪”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他们的船只“波山艇”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在水深江阔的珠江敌不过清军水师的战船,在广西内河对付团练的小舟却游刃有余。

 

  “艇匪”的流品复杂,成员也来源纷纭,但骨干则来自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以鹤山客家人为主。鹤山客家是康熙年间从粤东惠州、潮州府所属各州县迁入,而广西桂中客家的来源地—嘉应州,则是在此之后的雍正十年(1732年),应广东总督鄂弥达建议,自惠州府划出兴宁、长乐,潮州府划出程乡、平远、镇平,所建立的直隶州,也就是说,鹤山客家和桂中客家一样,属于石壁洞-嘉应州体系,只是迁徙时间要稍早一些,他们的口音和嘉应州客家也大同小异。“艇匪”的首领任文炳、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也都是鹤山客家。由于客家的“一家人”传统,“艇匪”在广西很快找到了“窝主”,并驾轻就熟地活跃于浔州、梧州、柳州各府的沿江地带。

 

  在此稍后,广东陆路天地会众也由两广交界的钦州、宾州等地向广西渗透,并迅速和“艇匪”打成一片,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如秦晚、李士昌、李士葵(广东钦州人)等都是客家,利用“半个广东人、半个广西人”的便利,在两广交界的深山中建立起一个个“窝点”。这些陆路的广东天地会众被称为“会匪”,俗称“广马”,每股人数通常不多,只有几十或几百人,但大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精壮,战斗力很强,其中一些“会匪”则时水时陆,和“艇匪”很难分辨,如张家祥(即后来成为清朝名将的张国梁,广东高要客家)、罗亚旺(即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名将的罗大纲,广东揭阳客家)等。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在他看来,虽然两广都是自己辖区,但广东交通便利,朝廷耳目众多,治安如果不好后果严重,相对而言广西则山遥水远,即便乱一些也关系不大,于是他下令在广东江面添募巡船,并在潮州、钦州、惠州、廉州各府大兴团练,加派官兵,将水陆两路的天地会“会匪”、“艇匪”驱入广西。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广东暂时平静下来,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

 

  绅士也是天地会首领

 

  广东入桂的“会匪”、“艇匪”原本到广西属于“出差”,基地一般仍设在广东,在广西得手后,通常都会“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向官府靠拢,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则硬着头皮在广西当地抢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正忙于械斗的广西来人的召唤对他们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广西宾州、象州、贵县的历次来土械斗,都有“会匪”、“艇匪”卷入,1850年的大械斗,他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广西本土的天地会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邕宁县,会首沈惠平等用的口号、会规,都是广东传来的旧抄本,可以说,即使本土天地会,最初也源自广东。但天长日久,广西天地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团练不分,表面是绅士、练总,实际是天地会首领;二是堂口化,即以“堂”为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同样以“堂”为名号的当地某些宗族武装难以区分,因此被官方称为“堂匪”。相对于“广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战斗力则弱得多。

 

  本来“堂匪”和“广马”都是天地会一家,彼此也有不少合作,如“艇匪”中就曾有“土马”李关保(广西桂平旧峡村人),而“土马”陈亚贵(壮族,武宣东乡下平岭村人)转战广西各地时,也曾得到秦晚等“广马”的响应。但随着邻境纷纷加强对天地会的镇压,广东、湖南、贵州的天地会纷纷大举涌入广西,不少“堂匪”的“洪门兄弟情”,就被“保卫桑梓”的本土情结所压倒,许多“堂”在来土械斗中从中立观望,最终变成加入“土人”阵营,和“来人”及其客家人同胞“广马”兄弟阋墙。

 

  “堂匪”是土著,拖家带口,行动未免迟缓,且战斗力本就不如“广马”,这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言,“土人”即使纠合“匪徒”,初战也失利的现象。

 

  但随着“堂匪”逐渐聚集,人数上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最终战斗力强悍但人数稀少的“广马”无力庇护族人,和“来人”一起战败,“广马”在广西的盛况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围攻广州城失败的“红军”李文茂、陈开等部退入广西,在浔州府等地建立“大成国”,他们才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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