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3)

　　科举何以在中国发生?

　　主持人(杨华)：刚才讲到中国孔孟以来尚道德，有贤人政治的理想，并由这种政治理想走向制度化，但西方像希腊罗马也有《理想国》，也讲贤人政治，为什么西方没有制度化的科举出现?

　　李弘祺：我想是因为西方一开始就是以城邦国家为建国的典型，虽然后来曾经有统一的帝国出现，但是大部分的政治思想家认为所有的世俗政治体制，都受教会的监督或辅佐(“两把剑”或“太阳与月亮”的说法)，所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绝对不应该在世上出现，就是启蒙时代以后，主流思想也是如此。因此一统的学说，很少能被人接受。罗马帝国统治少数民族，一般来说，对各种文化的容忍度都比较高。这使得他们即使是采用很好的制度，像我们所谓的任贤制度来做单一的统一理念变得比较困难;中国提倡选举及科举的人，却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把这两样东西放到一起。

　　科举所考的科学知识，都是儒家经典里的，考的是它的历代解释，朱熹的解释最重要。你如果不按那个说法来回答，绝对不行。最近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徐光台在做利玛窦研究。我问他说：难道真的有人敢用利玛窦所介绍的理论答考卷吗?他说，利玛窦只是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这些理论，引起学生的兴趣，但考试时，还是没有人敢用他的理论来答题。我想，恐怕在古代中国，思想的挟制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我现在是就制度的层面上讲。任贤才、重视道德，这些抽象的观念毕竟会影响制度的发展，而他们的影响就会十分的深远。考试制度能发展，且很少改变，一千三百多年，并不是说没有动乱，能保持这么久，大概就是因为思想一致，所以造成一个特别稳定和保守的现象吧!

　　主持人(梁枢)：我追问一个问题。今天开会时读到一篇会议论文，讨论汉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件事内含着一种普遍性：国家首脑在思考大政方针、治国韬略的时候，通常要去问智囊，或者有智慧的人。我想这应是中外通例。但是满足这种要求的方式，看来是有区别的。问策和对策的方式，孕育了后来的中国式的选拔制度，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我想知道，科举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何以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发生?它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是偶然的吗?

　　刘海峰：科举制的成熟和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的根源呢，说到头还是贤能治国说在制度上的实现。科举制就是把“学而优则仕”制度化，让学说理念变成现实。它说到底是才学的考试。汉代的策问实际上是一种制举，开始是为了征询治国方略。人类第一次笔试就是这样来的。与策试并举的是推荐的形式，一个是察孝廉，一个是举贤良。汉代考试和推荐并行。到两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便指出凡是推荐都出现大问题了。人们逐渐认识到，“考试犹准绳也”，否则没办法选择有才能的人。科举制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进士科开始，当时推荐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后来考试的比重才越来越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发现，不通过考试的其他推荐很容易变成任用私人、上下其手的腐败关系的温床，就是没办法真正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

　　陈文新：科举的产生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国家的权力不再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只有在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科举。换句话说，在“封建”(封邦建国)时代，不可能发生科举。这种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中国从秦王朝就正式开始了;西方比较晚，日本更晚。没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王朝与谁共享权力?反过来提问或许更好：这个时候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希望与王朝共享权力，他们经由什么途径达到这个目的?从治理天下的角度来看，有能力的人，主要在读书人里面。我想余英时的一个观点是对的，采用科举制度，不仅仅是帝王的意愿，更是读书人的意愿，是帝王与读书人“协商”的结果。这个“协商”过程很长，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汉朝实行的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推荐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你再有才能，只要没人推荐你，你就完了。这是它跟科举最大的不同。科举的特点是，只要我有能力，想考就考，谁也不能阻止我。为什么隋朝开始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它不断得到读书人的拥护?就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读书人意识到，这种方式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别的方式很容易把他卡死。我想，科举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是因为中国比较早地结束了封邦建国的政体、没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科举制度是有能力的读书人与帝王共享权力的一种制度，是知识阶层与帝王“协商”的结果，是知识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证明。

　　主持人(杨华)：八股是不是还跟汉字的表达方式有关系?因为只有汉语才能搞出这种对偶的句式。

　　陈文新：有关系，律诗的结构就和八股有些相似。

　　刘海峰：现在很多人追溯起源时，包括明清人讲到时文或者八比文、制艺的时候，一般从王安石的经义算起。更有人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有很多人分析，中国人的文字习惯普遍有个起承转合。哪个学者说《秦简》中有的文章是八股，那实际上指它的结构，完全是广义的，根本不可能是严格意义的八股。严格意义的八股文，应该是明代才有。

　　主持人(杨华、梁枢)：辛苦了!谢谢大家(掌声)。

　　访谈嘉宾：

　　李弘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讲座教授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惠经韩国国立Hanbat大学中国语科教授

　　水上雅晴 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部国语教育讲座准教授

　　丁克顺越南《汉喃杂志》副总编辑

　　主 持 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杨 华

　　光明日报 国学版 梁 枢

　　时间：2011年9月24日晚

　　地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录音整理：江俊伟、白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