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私”是自古至今中国的死结(3)

　　【双赢还是耻辱?】

　　宋辽澶渊之战、澶渊之盟，因为是中古史的大关目，我查过“澶渊”是何处，所以它们是我对濮阳最深的历史印象。

　　东道主安排我们游览了濮阳县城。老城区的十字街口有一新立的四方牌楼，一面写有“澶渊旧郡”字样，一面是“北门锁钥”，还有两面写什么我忘了。

　　四望没有一点古城的迹象，全然一破败的北方集镇而已。一阵风吹来，卷起街道上的垃圾和尘土，飞沙迷眼，只能闭目想象千年前辽宋两军在这里厮杀、两国代表帐篷议和谈判的情景。

　　按照濮阳市政府网站的说法，澶渊之战是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辽)驱兵大举南侵，兵临澶州(今濮阳)城下。北方门户告急，京师震动，以宋真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有意迁都南逃。这时，寇准站了出来，反对迁逃，坚决主张抵抗，并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勉强渡河，北进至澶州，尽管他对抗辽毫无信心和决心，但由于他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将士们奋勇杀敌，很快击破了辽军。宋军大获全胜，辽方遣使讲和。当时，宋真宗借口“屈己安民”，也主张议和，便不顾寇准等主战派的反对，与辽谈判媾和，议定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又同辽订立如此屈辱的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这些话显然沿袭的是长期以来大汉族主义加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表述模式。事实上，北方的契丹已于赵宋建国前数十年建立了独立国家。后晋皇帝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到后来的后周北伐，“收复”瀛莫二州;宋继周之后3次进攻契丹，应视为对契丹的“侵略”。而实际上，宋、辽、西夏之间的攻伐，以至后来的女真人(金)与辽、宋的逐鹿，蒙古人的南下灭金亡宋，与春秋战国时代、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混战，都是当时的各民族的争战与融和。谁是正义之师、谁是天下正统?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这才是大中华的正宗道统!连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后也都承认蒙元的正统呢。

　　大汉族主义教育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我们的语文与历史课到了完全无视历史真相的地步。偏安江南的南宋的陆游、辛弃疾主战就是“爱国主义”诗人;金国的元好问吟咏的是李杜笔下的河山，难道不是更正宗的华夏文化?主战就一定光荣，主和就一定是可耻的投降派?诸葛亮六出祁山折腾蜀中军民至死而后已，固然是刘氏忠臣;而谯周不在乎个人历史毁誉，建议阿斗开城降魏而免百姓无谓牺牲，谁更伟大?

　　宋真宗见好就收有什么不对呢?和谈中，契丹提出的条件是宋方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方的估计，不及宋朝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比年年备战、打仗的军费少得多。辽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拒绝后辽方也未坚持;辽军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县，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这不是宋的外交胜利，难道只有汉人的国剿灭了契丹人的国才算胜利?由兄“大宋皇帝”和弟“大契丹皇帝”签定和约，从此宋辽120年未开战事，这不是双赢吗?可笑的是，我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第四节辽、西夏的建立和宋辽、宋夏的和战》自然因袭正统之说;而一篇网文(《睁开双眼看历史——澶渊之盟的必然性及其双赢局面》)不过是网络论坛上的一家之言，却被删除，只有网页快照。连古代史都不敢讨论，不知是谁在作梗。更可叹的是，这种大汉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发酵到今天，居然有学者提出什么“儒家社会主义”，甚至建议将儒教定为“国教”;公然在全国“两会”提议于山东曲阜建立“中华文化副都”。这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吗?这是“五族共和”(及56个民族大团结)的作为吗?完全是搞文化专制并为搞民族分裂制造口实的胡来!

　　且说我们从十字街头来到老城区的新华街(原名御井街)，去看了澶渊之战唯一幸存的历史遗迹——回銮碑，即在真宗銮驾驻留并班师回京的地方所立的碑，因是为庆祝辽兵撤退而立，也叫“契丹出境碑”。碑阳刻真宗赵恒所写五言十二句古诗，字为宰相寇准所书。原碑下部文字已剥蚀，“文革”中又遭“破四旧”，仅存三十余字，现在我们看的是复制品。另有一通乾隆年间立的“御井甘泉碑”，也是“文革”毁坏今天复制的。回銮诗流露出真宗抑制不住的欣慰之情，最后四句是“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上天垂助”句表明他意识到得胜的侥幸;而“继好”、“和同”的安边效果，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古时的王朝政治也有相当的透明度】

　　仓颉庙内有两通大方碑，虽经倭寇之难、“文革”之祸而保存基本完整。

　　右边的大方碑正面书“三教之祖”四个斗大楷字，碑阴镌刻大名府州县乡绅捐银碑记，记载了明天启年间的一起官员“诈捐”事件。以大名府知府向胤贤为首的本府县官员承诺为修仓颉庙捐献银两，可这些地方要员却没有如数交纳。南乐县令叶廷秀既不愿为他的顶头上司和左邻右舍的同级官员代缴，也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碑上命工匠铭刻：大名知府向胤贤捐银十两，加注“未给”;其他十几个县令捐银五两，后加注“只给一两”。

　　叶县令就这样让他的上司和同僚遗臭至今。天启年间，权阉魏忠贤当政，多少文人学士像狗一样对他摇尾献媚。就在那样的末世，也有叶廷秀这样风骨凛然的士大夫，真是令人深思。我不仅敬佩叶廷秀，也佩服诈捐的向知府和那些被钉上耻辱柱的知县，他们能容忍这块碑的存在，即还有廉耻，做错了事自认晦气而非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形象”。当然，这与当时的官员任用制度也有关：府官、县官同是朝廷命官，三年一考核定迁转，不会被顶头上司罩一辈子。同时，上司若弄权报复，县官还有“同年”及第的人、还有同乡御史及仗义执言的言官，出面在朝堂上书讨公道，估计向知府也不想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搞得满朝皆知吧。须知，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并非总是那么黑暗，制度安排在政治圈内是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