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为巴结林彪 年过花甲还去搀扶强壮的林立果登长城(2)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

　　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毛主席，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