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16 阅读次数:
也正因为龙云始终为了保证地方实力派的独立性,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展开各种针锋相对的争斗,使得蒋介石将龙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自抗战中期开始,在蒋介石日记中就充斥着对龙的不满和指斥,甚至是辱骂。如指责龙“狭鄙陋,夜郎自大”甚至以轻蔑的口气称呼出身彝族的龙云为“猡”“猡猡”,称对其“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必不呈〔逞〕也”。
大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已经有了彻底解决云南问题的想法。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比较集中地谈到对云南问题的处置,当年工作要点中有“川滇旧有部队使之统一改编”,“川康滇切实统一”,“统一川滇工作”的计划安排;有“对龙之研究与处理方针”;有“川滇统一计划之研究”;有“注意统一川滇之时机与先后次序”;有“非巩固川滇以后,不能言恢复东北与一切失地,此为抗战惟一之基本政策”;有“川滇康统一政策之决定”;有“云南问题之检讨”。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急迫心情于此表露无遗。1942年6月蒋介石记载,“云南龙云态度跋扈,殊堪深虑,当切实处理也”;1944年,又将“统一滇省军政”列入当年的大事计划中。
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蒋介石认为“年来统一川康滇之计划到此方得实现”。在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的同时,也使蒋介石有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底气,自认为“央军队在滇已能镇压一切,彼狡猾之猡决不敢明白叛变,故仍应坚忍待时也。”但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地知道龙云属下有2个军6个师及杂项部队近10万人的兵力,还需要考虑其他有关各方的政治反应,处置并非易事,颇令蒋介石“伤脑筋”。
龙云为自保联络中共抗日力量犯蒋最大忌讳
最令蒋介石担心的,自然是龙云与中共的关系。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对中共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而此事“龙云在同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接触中,逐渐改变自身的立场,他打通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渠道,希望借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力量牵制蒋介石”。中共也加强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1937年,龙云与周恩来、朱德等人同机去南京开会,龙云与中共交换了密码,并向朱德表示想派一些人向中共学习打游击。并对别人说:“已往中央宣传说‘中共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纯系诬蔑,不可相信;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此后,在龙云寓所架设了秘密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系。“中共南方局还派了华岗同志直接与龙云往来”,每月见面一次,互通信息,交换意见。龙云的代号为“居亭主人”。同时《新华日报》设立昆明营业处,组织学生运动……所有这些活动,当然都表明了龙云的态度,自然也经由各种情报渠道为蒋介石所得知。因此,蒋在日记中记载,“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中“商讨十一中全会关于宣布共党罪行暨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方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龙云亦被邀参加讨论,但当蒋征询诸人意见时只有“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下了判断:“近证明,龙云与共匪已沆瀣一气,互相为图,该猡与中央难堪至今已极”蒋介石因此而有意解决所谓云南问题,惟因时机未至,其“滇方针亦以忍垢含羞处之,以待其变化也”
抗战期间,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
蒋介石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而龙云控制的云南,因龙云的有意控制,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龙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公开声明与民盟有密切关系。“人们随时可以听到龙云骂蒋介石是独夫”。
龙云还参与了组织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联系的活动,并彼此声援。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据罗隆基回忆,龙曾指定缪云台为代表,罗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龙云的这些举动,目的大都出于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对抗国民党中央势力,却更引起蒋介石的忌恨,蒋也是由此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龙云。
及至1945年,蒋介石对云南问题及龙云的态度似乎已近“忍无可忍”,从而加快其最终解决的运思和部署。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为此,蒋介石决定亲往昆明巡视,有所部署,而蒋在昆明期间,龙云的态度却十分冷淡。蒋介石到昆明时,龙居然称病而不出迎,使蒋“甚觉奇异”。在与龙云会见时,龙非但不谦恭执礼,反而又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令蒋痛感“滇龙之轻侮冷酷,实为意料所不及”。蒋在结束此次巡视时写下其感想称:“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也,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之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总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虑。据卢汉言,彼故作此态,时时予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也。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龙云的态度只能使蒋认为,非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使国民党中央和其个人在云南立威,从而下定撤换龙云的决心。
1945年7月27日,蒋介石特意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龙可能不服从命令,要杜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即解除龙的全部武装,并限龙在三日内到重庆。杜得知蒋的决策后,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
蒋介石随即部署由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龙云的亲信滇军将领卢汉率部赴越接收,从而也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而留在昆明的部队却有中央军的第5军、第207师和机场守备司令部、宪兵13团等,兵力较所余不多的龙部占据了明显优势。由于赴越接收是体现中国胜利的荣耀之举,龙云和滇军将士自然乐于从命未做他想。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的当天,8月10日,蒋介石下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待命实行,并令其周密部署,着重控制通讯和交通,防止龙云脱逃。杜回昆明后,在各种理由掩护下,进行了相关部署,如沙盘演习,火力兵力的配备,战斗战术方法的演练,等等,并特别注重控制交通和电讯通道,切断龙云的所有对外联系。杜聿明还向驻昆明的美军作了通报,美军因此而下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
这些准备工作陆陆续续到10月才完成,10月2日蒋介石对解决云南问题部署已毕,国民政府发出了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于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上演了。
所有的矛盾都基于一点,即蒋介石试图以中央政府的势力控制云南省和和地方实力派龙云为保住自身、对抗国民党中央势力。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根因早种,积怨日深,但在抗战中,有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一矛盾还能被压制住。到抗战胜利,外敌不再,就马上激化起来,最终酿成了这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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