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1 阅读次数:
今年5月2日,江苏宜兴寻亲会上,弃儿们举着资料牌希望能找到亲人。《宜兴日报》丁焕新摄
希望与绝望
上万北方孤儿,怀着一腔热望而来,又因为隔着遥远的时空,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吕顺芳家里上千份寻亲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心理:大多数人都在资料中强调,“我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不求金钱,只为一份血脉亲情,见老父母最后一面。”
从2000年至今,无锡、常州、南京等地每年举办寻亲会,从来都是弃儿多,父母少。
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内心酸涩:偌大的场馆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一场寻亲会办完,回潼关的车厢里,都是女人们的哭声。
吕顺芳猜测,隔了漫长岁月,父母们老的老,死的死,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家家孩子都多,没那么金贵,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犹豫半晌,又加进来。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
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都没有找到亲人。
王金虎比李万成稍好点,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迁移证明,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取名叫毛凡。在那个特殊时代,弃儿们男孩姓毛,女孩姓刘,寓意毛泽东的儿子,刘少奇的女儿。
这些年,DNA认证逐渐普及,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
“没人找弃儿,你去和谁对?”他眼神黯淡下去,脸上是一种木然的绝望。
当然,并非全是不幸。
“真正能找到亲人的,也有千分之一。”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
到如今,“吕大姐寻亲网”仍不时有标红大字的滚动文章,“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又有亲人的DNA比对成功了!”16年来,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
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
亲人间的相互试探,并不少见。一位洛阳的弃儿,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在没做DNA之前,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让事情变复杂”。
一位洛阳弃儿,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找到后,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兄姐都未帮她一把。
她难过心塞,母亲死后,她回了洛阳,与兄姐断了联系。
另一种情况是,就算找到了亲人,对方也不想相认。
去年,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明确告诉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
吕顺芳介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多发生在父母去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
对方最常说的是:看看你还活着,生活还可以,我们就放心了,不用再来往。
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
7月中旬,新京报记者走访宜兴高塍镇、官林镇等地,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
在绝望中泅渡的人,总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他知道那“妈”不是亲妈,但这种关系,给了彼此一些安慰。
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李万成一米八的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第一眼见着他,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他们是母子。
李万成有些蒙了,陈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
陈老太太兴奋了,拉着他在高塍镇的大街上四处转悠,说儿子终于回来了,说自己对不起他。李万成有点儿触景生情,又觉得难堪。
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老太不停给他夹菜。他见着她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用宜兴话语速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
他当时心就软了,认下了这门亲。
为了捍卫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陈老太甚至和同镇的周老太吵了一架——她们在庙里上香时遇见了,互骂对方,都说李万成是自己家的,对方不该横插一刀。
潼关那批孤儿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不愿再去做DNA验证。
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回家”那天,长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他洗脚。这是无锡风俗,游子在外漂泊归乡,长辈要给他洗脚,慰藉他的辛劳。
回潼关时,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当年他饿着出门,如今要饱着走。
“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个亲人,有个安慰,就行了。”
甚至还有的家庭,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他们却坚持是DNA验错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动着。
余生像江水漂月
更多的慰藉,其实是来自这些寻亲的同路人。
这些当年的弃儿,如今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离196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2000年算起,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
他们参加寻亲会、网上发帖、DNA入库,甚至算卦,求签,该做的都做了。
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余浩目送他们灰着心离开无锡。临走时,他们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或一瓶太湖的水。聊做寄托。
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但应者寥寥,“这是时代的悲剧,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六十年代的收容、领养手续不齐全,资料大多已丢失,“寻找亲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政府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
王金虎的养母今年96岁了,时常糊涂,偶尔清醒。每次他一无所获,从上海回来,养母就为他生气:为什么她不出来找?你都去了,她怎么这么狠心。
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王金虎没法儿死心。
他想着,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要么是父母不在了,要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亲。
两年前,他白发一茬茬冒出来,添了外孙,一天见不到,就想得不行。
小家伙一声声姥爷喊得清脆,王金虎忙不迭掏钱包,坐摇摇车、喝QQ星,要啥给啥。
“隔代亲都如此,更别说生养之亲,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
李万成在潼关开着一家饭店。大西北最深的夜,大家总在他开的饭馆吃饭。上一锅最辣的辣子鸡,把头栽进去吃,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他们吃完一锅,各自倒一杯当地的西凤酒,点上一根糙烟。
讲寻亲时走过的千山万水,还有在心里沤烂的那些,关于父母和故乡的想象。
说到动情处,把筷子一扔,就放声大哭。
哭什么呢?他说,“五十多年啊,像江水漂月,哭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的父母亲。”
他顺手捞起桌上一块青花瓷盘,灯下泛着幽微的光,格外好看。只是磕了一角,永远补不上去。
“我活这一生,找不到亲人,也是这样,永远缺这么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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