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十大禁片(3)

　　二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1949年12月，昆仑影业公司把《武训传》推上拍摄日程。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其他剧组人员多次讨论研究《武训传》的问题。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修“义学”，为了使穷孩子们也能写写算算，不再吃不识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应该在电影里加以评述(当年一度曾有人建议改电影的名为《武训评传》)。于是，孙瑜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